首先，要有目标地推进税收体制改革。一方面，要切实提高个税起征点，把起征点从目前的2000元提高到3000元以上；同时，还应在提高个税起征标准的同时，出台奢侈品消费税和遗产税等新税制。这一方面有利于中低收入人群，同时也能防止高收入人群由于个人税收增加而享有过高的“溢价”收入。另外，增值税率应该由目前的17%降至12%。当前，在中国，17%的增值税不仅是世界上最高的，而且增值税本质上是消费税，同时高消费税也符合投资最大化模型，其结果是将收入从家庭向政府转移，削弱了新兴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很明显，不降低增值税率，促进消费，恐怕只能成为空话。第三，要对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实行更多减税。今后一段时间，财税政策可考虑的改革方向是，对私营中小企业实行大规模减税，同时，应适当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调整营业税和其他税种，同时取消对营业税的免征政策，从而发挥私营企业作为经济主体的商业投资和安置就业的功能。

二是加大民生项目投入，构建完善的公共服务产品供给体系。与发达国家相比，发达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是用于公共事业和公用事业的，中国财政对民生设施的投入不足。据统计，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约8万亿元，包括医疗、教育、三项社会保险就业支出占不到14%；在2011年公共财政预算安排中，以上三项开支也只占到财政收入的10.1%，即使新投资增加了1292.66亿元住房保障，社会保险支出也仅占财政收入的11.59%。由于社会公共服务产品供给不足，不仅加剧了人们对未来不确定的回避，贬损和抑制了消费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动能，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秩序的重要因素。为此，今后政府公共财政支出要在最大程度上突出社会保障的重点，切实弥补公共服务和社会救助的不足之处，争取到2015年实现社会保障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达到40%以上，与此同时，提升公共服务和社会救助水平，让更多的社会群体享受并消费到优质的公共产品。

三是大力扭转当前经济增长模式。出口导向型和投资型导向型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条主要路径，但其弊端日益显现。我国出口贸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对剩余劳动力的安置，但由于我国出口贸易锁定于加工贸易环节，这一过程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安置问题，但由于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劳动报酬的增长，人均工资增长的空间被压缩。就投资拉动而言，除政府投资形成的民间资本“挤压效应”外，还会影响到就业和工人的收入，政府财政推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膨胀，很容易酿成资产泡沫，导致投资性通胀上升，因而降低了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实际消费能力。在这一点上，政府在将固定资产投资压缩到最低限度时，要有效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主流经济领域，同时通过无息贷款、通过税收返还、关税折扣等经济手段，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使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从出口依赖转向消费依赖依赖。

四是增加国有企业的股息比例，对民众慷慨派发。数据表明，目前我国(非金融类)国有企业总资产已达到近50万亿元，而这些国有资产对占比较大的优势资源的垄断。与官方无关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研究报告，如果从帐面财务数据中还原企业的真实成本，同时扣除政府补贴与行政垄断造成的超额利润，依此衡量企业真实业绩；中国国有企业在过去10年里都没有盈利，平均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6.2%。即国有企业实现的财务利润实质上是行政垄断、财政补贴、融资成本以及土地和资源租金优惠，但这种或明或暗的补贴与政策保障，其最终根源必然是民企积累不足，国民福利受损，也就是说，在现阶段国有企业，更高的微观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宏观效率为代价的。所以，国有企业在全民中进行股息不但是合理的，而且还大大提高了股息的比率，否则，国有企业相对于老百姓来说只有宪法上的意义。

五是最大限度减少政府的管理成本，增加治理腐败的强度。增加财政收入不等于增加政府行政费用，而应该按照财政总量确定每年减少的行政费用，以实现“十二五”期间行政经费减少到15%左右。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重新启动政府机构改革，同时打破公务员出口通道，建立起汰劣机制。而面对腐败群发、恶性案件增多的趋势，管理部门除了重视制度建设和防范机制塑造之外，也应广泛发动媒体，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对腐败分子形成围剿高压，以保护公有财产和人民的财产不受权贵之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