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金融危机后中日经贸关系发生新变化的原因。

(一)中日贸易摩擦加剧。

由于中日贸易日益扩大，双方之间的贸易摩擦不可避免。经济危机之后，日本向中国施压，要求其知识产权和产品质量。伴随着世界范围内配额制度的逐步取消，TBT成为今后日本对华贸易壁垒的主要方式和表现形式。根据日本海关的统计，自2005年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侵权比较严重的来源地之一，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贸易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另外，中国与日本进行贸易时，还面临着日本众多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这主要体现在技术标准和法规、产品质量体系和鉴定程序、绿色技术壁垒三个方面。最大的贸易障碍是农产品贸易，如2006年开始实施的农产品进口肯定清单制度，2008年的毒水饺事件引发了中国产品质量危机。

(二)日本对华投资结构不平衡，产品竞争加剧。

在中国，日本对华投资主要集中在电气设备和运输机械，这两个行业占50%以上，原因是日本公司对中国投资过多，2006年行业市场有所调整，投资项目有所减少。此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企业在这两方面的实力越来越强，行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加之中国企业具有本土优势，华企在与日企的竞争中也不一定会处于下风。

目前，中国产品仍然处于世界价值链的低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农产品为主，与日本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例如，机电产品在中国出口到日本的机电产品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但并非全是由于机电行业自身生产能力的增加和竞争能力的提高。根据资料统计，日本在华投资的机电设备企业中，73%将产品返回日本，尤其是零部件和中间产品。加工贸易中机电产品占很大份额，64%的在华投资企业在国内完成加工和装配等劳动密集型加工后再出口到日本，其中，机械设备对日本的出口占92.7%。为此，中日两国机电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增长，是日本逐渐把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逐渐转移到我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结果。

(三)日本公司的投资重点转向亚洲其他国家。

为了分散风险，日本公司的投资重点开始转向中国以外的亚洲国家。近几年来，日本政府有意识地以分散投资风险为借口，谨慎地减少对中国的投资。日本企业在“建设自由繁荣弧线”价值观外交政策的引导下，加快了对印度、ASEAN(东盟)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尤其是对印度的投资大幅增加。在2002年，日本对印度的总投资只有636亿日圆，与2007年相比，增长了1890多亿日圆，2008年更是8090亿日圆，比2007年大幅增长4.3倍，并开始超过中国。目前，日本企业在华投资的特点是，以制造业为投资主体，逐步增加非制造业投资。它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发挥最大作用，逐步挖掘其巨大的“世界市场”潜力。随着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投资环境的逐步改善，日本企业不再仅仅依靠中国廉价劳动力，先后涉足零售批发、金融纠纷和其他服务业，在中国，对华投资正在由过去的“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

(四)日本国内的“中国经济威胁理论”及政治问题的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以及其十多年的经济衰退，日本逐渐丧失了自信，“中国经济威胁论”在日本国内颇有市场，甚至影响到日本政府制订对华政策。从ODA项目的情况来看，2004年底，日本政府决定在未来几年内停止对华无偿援助，2006年以后不再有任何新的对华无偿援助。与此同时，继续降低对华日圆贷款数额，并在无偿援助资金终止一定时间后，对华日圆贷款也将完全停止。此外，由于历史、台湾问题、钓鱼岛主权问题、东海油气田开发等问题，都引起中方的不满，政治冷淡会对中日经贸关系造成很大影响。今后，中日贸易额对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将有下降的趋势，其增长速度明显滞后于中国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

(五)双方能源需求不断增加，加剧了两国间的国际竞争。

中日两国先后以“世界工厂”的身份出现，对能源有很大的需求，它们分别是世界第二和第四大耗能国，都面临着能源问题，加强能源交流与合作，符合双方利益。在能源方面，中日双方有着巨大的能源需求，希望能有一个稳定的能源供应，一个更公平的国际市场能源供应价，以及海上运输线路的安全。但是，中日两国对能源需求的高度依赖，加剧了双方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竞争。与此同时，中日在能源领域各有千秋，加强能源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有利于取长补短。对日本来说，近50%的煤炭消费都需要从中国进口；日本经济与中国经济结构具有互补、共生性、共益性和共益性，日方要依靠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运用先进能源技术和管理经验帮助中国，开拓中国市场，既能缓解能源竞争，又能使日本受益。对中国来说，日本在能源方面有许多可以借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