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秩序是法律的原则。

制定法律的滞后性决定了法官断案的拘束性，法官更倾向于采用成文法明文规定的、合乎常理的规则来进行判决，也不愿意铤而走险地使用未用的原则来进行判决，而得到的结论则是完全相反的。

公共秩序是民法典中的重要原则。法理性是法律规范的组成部分，法律规范包括法理与规则。所以，法理原则与法律规则之间有什么区别与联系，法官断案如何能够更好地运用它们，使其更好地结合？两者不同之处在于，法律规则以“全有”或“全无”的形式出现于案件审理中，而法律原则的运用较为灵活，可能有也可能没有，有时两种相反的法律原则也可能出现在同一案件中；法律规则的条款明确而具体，明文规定了假设条件、行为方式和法律后果，而行为人一旦违反就要承担责任。其中，法理规定较为笼统、含糊，法官可自由裁量，原则在规则中给予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为此，法官所承受的压力也比较大。一般来讲，法律原则的适用是相当严格的：只有穷尽法律规则才能适用法律原则；如果没有较强的理由，就不能随意适用法律原则；除非为了实现个案公正，不能放弃法律规则而适用法律原则。涪陵“二奶”案的法官，实际上就是为实现案件公正而适用法律原则，民法通则是《继承法》上位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这是法官的一个“更有力的理由”。由于法律服务于社会，往往来自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法官断案时，不仅仅是单纯地以法论法，而是以法使用，这是一种社会效应。

尽管越来越多的法官意识到公序良俗的重要性，并加以运用，但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还有不少法官担心判决的结果不能服众，在法律上站不住脚，就躲着走了，说到底，或者我们国家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公序良俗原则，只是笼统地规定民事行为不得违反道德，不得违反社会公共利益，而不是写着“公诉人好俗”这四个字。

公序良俗作为民法领域的一项重要原则，应当在司法实践中加以应用：一是要完善我国的立法，《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均明确规定了违背公诉法的“良俗”行为无效。我们还应对公序良俗的具体内容作具体规定，明确违背公诉法习俗的法律后果；第二，司法有必要时，司法人员应充分考虑公诉良俗原则，合理适用；三是要广泛宣传道德，弘扬美德，普及相关教育，要提高民众的法律意识，让他们了解公序良俗的重要性和法定性。

每一个人对善与恶的认识不同，每一个人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都不同，公序良俗的运用也有弊端，这种因人而异的原则对法官也是一大考验。我们国家在立法的同时也要明确善事的界定，善俗的定义应充分考虑文化历史、群众情感、道德良知等要素，符合公认性、合法性、复发性。一般情况下，危害国家公共安全，违背社会管理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侮辱他人人格尊严，破坏他人家庭关系等不符合道德的行为，都不能认定是善行。

在整体上，公序良俗的使用是利大于弊。第一，它能提高办案效率，法官可采用调解的方法，使当事人意识到事实违背道德，过分违反法律，其次，它能弥补法律漏洞，使一些案件单靠法律无法解决，有些案件甚至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比方说克隆人，尽管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不能造出克隆人，但按照普通人的理解，这显然违反了道德规范，最后，法官可以充分利用公序良俗原则作为断案的根据；最后，是司法创新，提高了审判水平，伴随着法官的日益年轻化，公序良俗将得到越来越多的法官的认可和运用，拓宽了审判思路，它对和谐社会的建设起着重要作用。然而，法官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原则，不可过分夸大使用，片面强调法律的自主性，忽视法律的实在定性，否则，不仅无法实现个案公正，反而会损害法律权威。裁判在进行价值判断时，应尽其充分的说理责任，将自己对案件的相关认识，尽量传达给当事人，做到判有所据，决有所依，从而达到预期的法律效果。

总而言之，中国的历史传统、基本国情、道德认识等因素决定了公序良俗作为一项法理明文规定，并对其合理适用具有重要意义。法治社会离不开创新，只有与时代同步，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才能使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