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企业角度看广东加工贸易企业遭受反倾销的深度分析。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企业之间的竞争形态也在不断演化，并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在企业层面，对外国加工贸易产品的反倾销可以说是竞争企业排除异己的一种有效手段，也就是企业利用反倾销指控，将本国的竞争者排除在外。

(一)反倾销是国际上“传统”企业与全球化企业争夺市场之争。

全球化价值链可以分为生产者驱动型和买方驱动型。生产资料驱动的核心企业生产进入壁垒较高，未形成规模经济的企业不能构建全球价值链；而以购买者为主导的核心企业必须具有高价值的研究，因此，在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竞争日趋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行业中的实力雄厚的企业，利用自身的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构建全球价值链，它是企业在价值链中的核心，可以节省成本，提高竞争力。与产业内不国际化的“传统”企业相比，规律性小，成本高，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但是，由于全球化企业把生产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然后又以进口商品的形式进入自己国家，反倾销规则为该行业内缺乏竞争力的企业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方法，在产业内部，通过反倾销企业的产品来达到与其竞争市场的目的。在欧盟对华皮鞋反倾销案中，主要起诉方是意大利鞋业制造商协会，是意大利部分劳动力成本较高、规模较小的小型家族企业。这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因为意大利消费者对来自中国的中低档鞋的需求日益增加，使得这些公司的收入急剧下滑。因此向欧盟委员会施加压力，如游说、游行等等，最终导致对中国皮鞋征收反倾销税。美国家具零售商联盟(代表家具零售商对抗控诉方美国家具制造商)在2005年美国对华家具反倾销案中指出，美国家具制造商反倾销的真正目标不是中国家具，而是美国进口商和家具零售商。

HylkeVandenbusche(2009)指出，反倾销保护是有效率的企业的一种伤害，因为这些企业更加全球化，并且拥有全球供应链。在对1993-2003年度4000个欧盟企业的样本中，她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指标，发现受到反倾销保护的企业生产率为1.32，少于从来没有申请或获得保护的企业(2.23)，在受到保护后，"较差"的企业平均生产率提高17%，而"好"的企业因全球化程度高，而反倾销则影响到其全球价值链的构建。

(二)企业游说对欧美政府的贸易政策影响很大。

目前，欧美对华反倾销行为仍然频繁，涉案金额不断攀升，这与欧美近年来宏观经济形势及相应的贸易保护政策密切相关。在制定欧美外贸政策时，企业的作用不容忽视。而欧美各国的企业和中介机构为政府调查工作提供了大量的数据、资料、评估与分析报告，向政府提供有效的协助与支持；此外，在执行调查和采取措施时，政府还有义务与企业和中介组织磋商，以便听取意见，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交流经常而且很好，这种机制还可确保政策制定与企业利益密切协调。商业游说被视为政府贸易政策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政治经济分析文献(Nelson,2006)。“伯德修正案”在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法给予了反倾销和反补贴投诉企业征收倾销和补贴的权力，在立法实施之后，美国反倾销案件大幅增加。在美国，九家公司在通过修正案的前两年为游说议员提供高达100,000美元。而且有一家美钢铁业企业也在其公司首页发表声明称，此次修订案就是疯狂游说。有关经验分析表明，大多数情况下，投诉方的企业和行业所做的政治努力会对反倾销政策的结果产生重大影响(杰弗里，温迪，2006)。Cornelia(2007)指出，企业在欧盟贸易政策制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不仅企业经常游说政府制定相关贸易政策，而欧盟委员会反过来又极力鼓励企业更多参与，以便在与第三国的摩擦中加入谈判力量。所以，当产业受到外国产品的冲击时，企业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自己或通过行业协会等组织游说政府，采取反倾销措施将外国产品驱逐出境。尤其在经济衰退时，由于经济不景气和高失业率，这一点也给政府增加了压力。在这一背景下，企业游说成本低，而且更容易实现游说，从而使其在低成本情况下将外国竞争产品赶走。

(三)多重压力使加工贸易企业陷入价格战困境，引起国外反倾销。

第一，全球金融危机前，珠三角出现就业荒、能源荒、劳动力成本上涨、人民币升值、广东绿色发展目标等，都已对广东加工贸易造成巨大压力。同时，危机后到后危机时期的经济持续低迷，使广东省加工贸易出口市场继续萎缩，甚至出现生存危机。其次，越南、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提高，参与全球供应链的竞争。在国内的竞争已经比较激烈的情况下，加上国际上的竞争，加工贸易企业的发展空间被再次挤压。其三，加工环节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最底层，处于价值链的高端，再加上国内外的竞争，讨价还价能力低，利润微薄，企业为了增加产品附加值，也不能有大量的资金投入研发，所以只能低价竞争。例如广东微波炉的出口几乎全是通过加工贸易来完成的，一般贸易出口不升反降。2007年，微波炉出口3,000万台以上，报关自有品牌出口的数量低于出口总量的0.1%。加工型企业不断挤压利润空间，使企业不能突破，只好用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即价格战，以争夺市场，进而引发国外反倾销。

四、广东企业缺乏职业道德，固步自封。

为什么广东的加工企业在反倾销后甘于承受巨大的压力，甚至放弃市场，却不进行自我创新，突破价值链的低端？虽然创新、创品牌投资大、风险高，但究其根本，却在于广东企业缺乏产业精神。

海尔董事长董明珠提出的“产业精神”的观点，实质上就是要提倡一种新的企业精神，以扭转目前企业发展的精神困境。崇尚科学、勇于冒险、勇于创新、注重法治、注重规则和标准、重视经济公正精神和企业社会责任、提倡实业兴国、将推进工业化、提高经济竞争力提升到实现应有的国际地位高度。

广东必须改革开放，利用其毗邻香港的优势，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开展加工贸易，发展迅速，积累了一大笔财富。在发展过程中，广东加工贸易具有典型的“坐商”特征，即利用天时地利人和开门纳客，不出家门就坐拥五洲客商。但是30年来，这种“坐商”思想在经济发展中逐渐显现出弊端，多数企业过分注重实利，安于现状，没有长远的发展战略；家族企业多，没有建立现代管理制度；对人才不重视，企业人才缺乏。其后国家政策调控，原料价格上涨，珠三角地区民工荒，能源荒，再加上近几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持续低迷，在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之下，广东加工企业早已丧失了斗志，绝大多数企业一心一做OEM(贴牌生产)，不考虑走出去，创造品牌，却渴望拥有财富。比如，顺德很小的老板，在致富后却把一大笔钱用来买地，房产，当了“地主”。

产业精神的缺失，使得广东企业乐此不疲，将自身锁定在价值链的最底层，惯用价格竞争手段，从而导致产品遭受倾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