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着中国通货膨胀压力居高不下这一错综复杂的原因，我们认为货币紧缩政策的效果非常有限。当前要做的唯一要做的就是如何在生产成本压力日益增大的情况下引导产业资本回归真正做大财富的实业舞台！这样就可以从根源上遏制或者对抗这种成本驱动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要不然，一味地去加强紧缩货币政策的力度，对于解决这些通货膨胀问题可能产生反作用。不管怎样，这本是解决货币配置的问题，而非解决货币过度流通的问题！虽然货币存在超发现象，但在当前成本驱动型通货膨胀压力下，通过提高货币配置效率减轻货币超发的冲击就显得更为有效。在这种意义上，不对称的货币政策手段相对来说会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宏观调控效果要好一些，但它涉及到政府在资源配置能力和效率与企业比较中所存在的能力和效率之间存在的差距。对此，我们提出了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首先，在产业转型过程中，降低企业税收，增加对企业资金和人力的支持，以此提高企业进行实业投资所需的赢利空间。与此同时，维持当前利率和汇率的相对稳定对于对抗成本型通胀问题有利多于弊。由于使产业资本重返产业舞台的计划在短期内无法寄望于企业通过重组提升盈利能力，短期内无法实现。特别是金融危机的阴霾尚未散尽，内需的形成还需要我们解决好疏通民富的良性循环机制，改善社会福利，保护消费者利益、企业产品质量提高等问题时，更不能单纯靠加薪，转移性福利补贴等方式可以刺激国内需求的增长。因此，随着现在政府对市场价格机制扭曲问题的整治，国库部门和税务部门应通过减税降本，特别是私营企业的生产成本，更应鼓励私营资本做自己擅长的产业，这也许是让大批产业资本重返产业舞台不可缺少的手段。中国今天要成功地实现结构转型，必须继续推进两条腿走路。假如只是为了继续不断提高利率和升值，那么预设成本的增加就会“倒逼”企业进行结构调整的幼稚想法，这就存在着使更多“产业资本”成为“金融资本”、这样，事先看起来“出发点很好”的宏观调控政策最终都会不尽如人意，甚至产生反作用。

第二，在加快要素市场改革步伐的同时，要充分发挥金融体制配置一大批产业资本，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舞台。由于要素价格的上涨将使盈利能力不强的企业从实体经济中退出舞台，在这个时候，他们拥有一大批产业资本，寻求高收益的资本运作，如果在这段时间没有一支投资企业，一种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金融资源配置机构存在，那么，流动性泛滥问题，即使是在正规银行、股票、房地产市场等越来越严格的监管下，也没有出现过，而以千姿百态的“豆”你玩，你军是姜子牙，“蒜”你狠，“盐”死你事先不能有效监管的灰色投机渠道中频繁出现。在这一意义上，发挥私营金融机构专业资源配置功能，以吸收目前存在于正规金融体系外的大量产业资本，并再配置到高效率、高收益的实业投资项目中，已越来越重要、刻不容缓。

诚然，在上述“两选一”的政策建议下，我们也非常希望政府能尽快建立「一堵一疏」的财政体制，鼓励私营资本尽快加入到对有扶助青年及人才精英的创业活动所蓬勃发展的天使基金(慈善基金)。具体地说，是透过「遗产税」的设定，「堵住」了世代传承的行为，防止这一现象可能导致日益严重的"机会不平等"，另一方面，制定工业和技术创新项目减税及其他有效的激励措施，以鼓励私营资本克服自身知识瓶颈和成本上升的压力，支持可为社会带来巨额财富的创新研发活动，而且不要以消极的方式寻求财富来赚钱。惟有如此，不但可以使金融资本流向、引发泡沫的投机性风险大大减轻，高档产品和服务能力的形成，可以使更多的高收入阶层到国外消费，从而推动我国国内产业的发展，只有通过这种“民富国强”的良性循环机制，才能使中国以国内需求为导向的增长模式更加可持续。要不然，高收入群体由于国内缺少能够让自己愿意消费和安全消费的环境，而选择到海外消费，在家理财等生活方式，然后，他们掌握了中国的巨额财富，在这个时候，如果政府仅仅通过“高收入高税收”的措施来抑制他们进行金融投资的冲动，与此同时，为了提高中低收入人群抵御通货膨胀的能力，显然，不但有可能滋生整个社会“不劳而获”的思想(对那些靠贪污、坑蒙拐骗谋利的不法分子)，仅仅通过征收高税收来惩罚他们是远远不够的！)，从而极大地损害了经济发展的活力，而由于高收入阶层对税收避税的方式多种多样——或者说，就是将大量产业资本从国家正规产业、金融系统中游离，以寻求生财之道，甚至有可能导致大规模产业资本外逃的危险局面！无论是那种结局，都将使我们宏观调控政策的难度不断加大。

总而言之，当今与国际价格接轨的市场化改革、欧盟对航空碳关税、日本大地震导致的工业产品核心部件短缺等问题，使中国的社会成本驱动型通胀压力进一步增大。因此，减少对企业的税收，而不是提高利率，是一种对抗成本通胀、维持经济活力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