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综述

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影响农民采用先进农业技术、促进农业现代化进行了有效研究，取得了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等丰富的研究成果；西奥多•Ｗ•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提出的改造传统农业的方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罗（Ｒｏｂｅｒｔ　Ｓｏｌｏｗ）对1909-1949年美国经济增长进行了分析，认为在此期间，每个单位的劳动小时产出增长超过800％归功于技术进步［１］。国内学者也对农业技术进步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林毅夫指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的增加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带来的单一产量的增加，未来中国粮食需求的增加必须取决于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２］１３２－１３７；吴敬学指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农业发展必须选择生物化学技术进步模式［３］。关于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民收入增加的关系，黄祖辉、钱峰燕提出“随着技术进步，总供应增加导致的价格下降，部分抵消了农产品销售增加带来的收入，农业收入呈下降趋势”［４］；刘金宝、刘洪利用计量经济模型验证了技术进步在促进经济增长、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产品供应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５］；王广利对限制农民增收的原因进行了研究和总结［６］，主要观点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因素：近年来国内外市场疲软，市场需求不旺；农产品成本上升，成本收入下降，农民收入增长渠道单一。二是政策和制度因素：我国独特的双重二元结构过度剥夺农业剩余，地方财政困难，农村土地流转机制未建立和完善，农民负担过重；资源配置偏差和政府宏观调控偏差，城市化水平低，农村人口比例过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农业生产规模、集约化、组织化程度低。三是人力资本因素：农村教育水平落后，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低下。

农业技术的选择研究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一是农民技术的特点：杨大春将阻碍农民接受新技术的原因归因于经验排他心理、短视实惠心理、谨慎从众心理、盲目过急心理和迟钝麻木心理［７］；第二，农民技术的动机和诱因：林毅夫认为，当新技术的预期收入大于新技术的边际风险时，或者当农民对新技术的预期净收入大于现有技术的净收入时，农民将使用新技术［８］１５９－１６４；三是农民技术需求意愿：凌远云、郭犹焕验证了农民技术需求的地域偏好［９］，黄季馄饨等人比较了技术供给主体(政府、科研人员、推广人员)和农民对技术需求的认知［１０］；第四，农民技术利用影响因素的研究：唐金如认为，从宏观层面可分为驱动因素和障碍因素，从微观层面可分为农民特征因素、经济因素和环境因素［１１］１７７－１８３。回顾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但研究成果仍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研究对象不够清楚，影响研究成果质量，导致许多研究成果针对性不强；二是研究内容注重宏观政策层面，农民家庭选择先进农业技术机制研究不够；三是研究方法注重标准化研究，实证研究成果不多，特别是农民家庭采用先进农业技术机制的实证研究成果较少；第四，实证研究通常将政策因素与农民家庭因素分离，只从宏观上论证和分析政策的影响。回顾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但研究成果仍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研究对象不够清楚，影响研究成果质量，导致许多研究成果针对性不强；二是研究内容注重宏观政策层面，农民家庭选择先进农业技术机制研究不够；三是研究方法注重标准化研究，实证研究成果不多，特别是农民家庭采用先进农业技术机制的实证研究成果较少；第四，实证研究通常将政策因素与农民家庭因素分离，只从宏观上论证和分析政策的影响。因此，作者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使用了二元化ｌｏｇｉｔ模型研究了农民选择农业先进技术的行为，从农民的微观角度对影响其使用先进农业技术的因素进行了理论讨论和实证分析。

2、农民选择先进农业技术的影响因素

基于新疆的客观情况和农业技术的研究重点，主要是指节水技术、生物技术、农业机械化技术和农业综合信息技术，参照现有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与干旱地区的特点密切相关，本文主要从农民家庭因素、户主因素和政府因素三个方面综合考虑。

１．农民家庭因素：包括农民家庭劳动力人数、家庭收入、耕地面积、电视、电话、电脑的通信条件、剩余水送人和剩余水交易。

２．农民户主因素：包括户主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以及户主从事非农业和获得信贷的能力。

３．影响政府制度安排的因素包括政府对农业机械工具的补贴是否合理，政府对农民的补贴是否合理，农业技术指导和服务是否满意，政府对节水技术的补贴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