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有关发现制度的规定与缺陷。

(一)我国现行法律中有关发现制度的规定。

对我国有关发现制度的规定，主要有《民法典》、《民通意见》、《物权法》、《文物法》等。根据《民法典》第79条第1款，有关隐匿财产的，属于国家所有，接收单位应对上交人给予表扬或物质奖励。根据《民通条例》第93条，公民、法人依法可以证明挖掘出的埋藏物，隐匿物所有权属的，法律予以保护。根据《物权法》第114条，对于发现漂浮物、埋藏物、隐藏物的，根据《物权法》第114条的规定，按照拾得遗失物的有关规定，依照法律规定。我们《文物法》第2、3条粗略地规定了文物保护的范围，第5条第1款对我国地下空间进行了规定，在地下水域和领海中的文物归国家所有，第12条对发现并交还埋藏文物的，给予精神或物质奖励。

(二)我国现行法律对隐藏物发现制度规定的缺陷。

1.埋藏的含义不清楚。

由于现有法律对其内涵未作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易出现权属争议，如四川彭州的乌木等。该法没有规定什么是埋葬，埋葬的范围是什么？客观实践中，所有埋藏物即使没有价值也归国家所有？因此，对乌木的归属产生了争议。与此同时，该法还规定了隐蔽性和隐蔽性两种法律术语，其内容上应包含隐蔽性，并作广义的解释。

2.国家取得所有权制度下的利益不平衡。

国家所有权取得制度是我国目前采用的埋藏制度，即对埋藏物的发现人给予某种物质或精神奖励。目前，世界各国均采用发现人有限取得所有权的立法模式，尽管瑞士上述立法模式并未确立发现人的报酬请求权，且其报酬不应高于发现人财产价值的二分之一。国家所有权取得主义是我国采取的埋藏制度，一是不承认发现人对权属不明的埋藏物拥有所有权，二是对于发现人的报酬请求权实现的结果，物质奖励的数额也没有明确的规定，由接受机关作出精神奖励或者物质奖励对其进行选择。目前不承认先占制度已经成为挑战现行民法制度体系的一种手段，而对报酬请求权立法的模糊使发现者的合理诉求难以实现，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纠纷。

在此基础上，忽视了发现人和埋藏地所有人的利益诉求，公私利益的不平衡，是对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理念的挑战，也阻碍了有限政府的构建和正当私权的保护。

3.没有就查明的事实作出规定。

在我国有关法律中没有明文规定事实的构成，只规定了“发现”二字，对其具体内容未作详尽的说明。对隐匿物查证的认定，是简单的存在发现行为，而不需要公示就是发现事实？或者需要通过占有或者其他方式来证明其发现人的地位？在多个相继发现人的情况下，又如何确定发现人？

二、完善我国发现埋藏物制度的建议。

(一)确定埋藏的内涵范围。

埋地发现制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要确定埋藏物内涵范围，应在法律条文或相关的解释中明确埋藏物的定义，并将其定义为一种埋藏不清的动产。弄清其含义，以避免在实践中对其认定产生分歧。与此同时，应确定法律规定埋藏的埋藏范围，对于国家实践中难以操作的全部埋藏，应根据我国经济实际情况确定具体数额，只有具有一定价值的埋藏，才能依法规范埋藏。与此同时，在法律用语中把隐藏物改为统一使用，严格法律语言，这也是法的形式价值追求。

完善埋藏物发现的报酬请求权制度。

发现人报酬请求权在我国是肯定的，但具体内容并不明确。从国外的立法实践来看，主要有三种模式，笔者已在前面论述。但是，我们应该明白的是，法律的移植需要基于客观的本国国情，我国没有土地私有化制度，土地的所有人是国家或集体，而我国又没有确立先占制度，这是由我国现有的体制和实际国情所决定的，这与国外有很大区别。本文认为，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既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又应予以肯定。但是，面对市场经济，面对现实的利益，个人利益在公众利益面前是否已经无足轻重？综观各国立法实践，笔者认为，应在法律制度设计上考虑少数人的合理、正当利益诉求，德日法瑞立法均规定了埋藏物发现人的权利，所有权或报酬请求权。但是它又规定了土地所有权，除非是特别法规定(文物法)，否则就不能享有地权。为此，作者认为，埋藏地的所有权应归国家所有，不包括发现人和埋藏地所有者，可以得到补偿的埋藏地所有者，包括发现人和所有人，不包括国家。这类物质奖赏要根据情况而定，如果埋藏是文物，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和打击犯罪，应给予发现人相当于文物价值50%的报酬。如果发现人类与埋藏地有异同，则两者均分报酬；如果埋藏物不属于文物，发现人应获得相当于埋藏物价值30%的报酬。当发现人与埋藏地不同时，由两个人平均分配；对发现埋藏的费用由取得报酬方单独或共同承担。

(三)查明事实的构成。

作者比较赞同德国的做法，将发现事实的构成划分为发现行为与占有，以便公布发现人的法律地位，避免因发现人的认定而引起纠纷。与此同时，作者认为，发现事实的构成前提，应当符合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而不是为了获取报酬而做出违法和违反社会道德的发现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