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贝纳通广告直接关注人类社会问题，从视觉上解释“世界的真相”那么台湾的意识形态广告就是后现代社会人精神生存状态的视觉呈现。意识形态广告往往抓住一些零碎、破碎的生活碎片，刻意描绘和渲染，揭示消费社会中人的异化。例如，1998年中兴百货《森林/樱花》的文案写道：“衣服是这个时代最好的环境。他认为这座城市比他想象的要粗糙。她认为扔飞机的概率远远大于买一双令人遗憾的高跟鞋。他觉得生活太脆弱了，不如A型流感病毒。她甚至认为她的爱人不如床上的忠诚……不安的人们住在自己的衣服里，寻求唯一的保护和船长。毕竟，衣服将是世纪末恶劣废墟中最好的环境”。在这里，表现出后现代人的失望、脆弱、焦虑、怀疑和不安，“我”已经退缩到衣服里，只有“衣服将是这个时代最好的环境”。社会情绪，世纪末的心态在意识形态广告中得到充分展现。另一个例子是中兴百货1998秋装上市服装是一种聪明的政治，政治是一种聪明的服装的文案：“衣服是性别。衣服就是空间。衣服是阶级。衣服就是权力。衣服就是表演。衣服是手段。衣服就是展示。服装是一种聪明的政治，政治是一种聪明的服装。”书店文案：“有胸后你还需要什么？脑袋！到服装店培养气质，到书店展示服装。”这些广告作品传播的不是完整的商品信息，而是模糊、散漫、叛逆、变形等“不确定性”因素反映了消除所有秩序和构成的后现代讨论精神，使广告处于动荡的否定和怀疑之中，根本放弃逻辑叙事，表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相关偏差。[17]作为主体，自我消失往往成为意识形态广告的重要话语资源。例如，中兴百货公司的《衣柜》、《货架》的文案标题写道：“三天不买衣服就觉得面目可恨”；1999年春装上市的广告文案如下：“经济不景气不会让我不安，银行倒闭不会让我不安……缺乏购物欲望会让我不安”；2001年中兴百货周年庆典《公民篇》文案标题如下：“作为‘消费者’比作为‘公民’幸福”广告文案明确宣称正确消费“正确的销费比正确的政治正确”。自我被本我挤压，精神被物欲排斥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人完全被物服役，以至于购物不是主动行为，而是物“强迫”人去购买，“自我”不再是自觉、自由、自主：“衣服不是我想买的。你看，我的衣柜已经爆炸了。如果不是他们自动修改标签上的数字，告诉我只有我有权排斥别人购物。我怎么买？所以现在你知道不是我要买，而是我要买”(2001年中兴百货周年预购《罪男》、《罪女》文案)。三

毕竟，广告是广告，广告的主要功能是与品牌和消费者沟通。人文广告并不否认广告的市场工具，超越了传统广告“销售第一”或“销售唯一”缺陷强调生活的目的；销售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商品、品牌、广告服务于人，而不是相反。然而，以人为本的广告理念在后现代广告中演变为“观念营销”广告策略。概念营销作为一种广告沟通策略，强调倡导和传播基于消费者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概念，从而深入观众的内心，被观众理解、接受，甚至引起共鸣。

概念营销的本质是后现代人“符号”生存状态的广告表现。“在后现代世界，物体和商品都是符号；当我们使用或消费它们时，我们也使用或消费它们。”[18]正是这些符号控制着我们的行为。因此，用餐、购物、度假等都是人们通常定义的“需要”关系不大或根本无关。“一般来说，我们吃东西是为了表达我们龄人的异同，而不是为了满足我们对食物（以及生存的一般需求）。吃大麦克时，我可能认为我们正在消费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汉堡包，但事实上，我们正在吃一个对象符号。”换句话说，后现代社会的人们消费的是精神符号，而不仅仅是物体的功能。这种观念，与营销观念是一致的。菲利普·科特勒大致将人们的消费行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数量消费阶段，第二阶段是定性消费阶段，第三阶段是情感消费阶段。在第三阶段，消费者看到的不是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而是与自己关系密切的程度。大多数时候，他们购物是为了追求一种情感欲望，或者是为了追求商品与自我概念的一致性。随着消费者需求的日益差异化、多样化和复杂化，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视“情绪价值”胜过“机能价值”人们更注重个性满足、精神愉悦、舒适和优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