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以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成功转型是贸易摩擦“逆向”的结果。

据了解，2005年7月，中国放弃了与人民币挂钩的美元政策，此后三年，人民币升值近20%。而且自从2008年夏天美国金融危机蔓延至世界经济之时，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不过，有意思的是，在升值期间，中美贸易顺差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长，而且金融危机后半段，尽管人民币汇率并未增值，但中美贸易顺差却大幅下降。在中国出口产品依赖价格竞争的情况下，人民币增值的效应要比当时日圆升值对其依赖于附加价值出口的企业的抑制效应要显著得多，但是，从最终结果来看，中日两个案例并不存在实质差别。相反，去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大量投机资本利用日本低利率条件借日圆兑换高息货币，由于国际金融市场收益状况的严重破坏，开始回流日本偿还日圆债务，其结果是导致日圆需求猛增导致日圆大幅升值，此时，的确看起来日本企业丧失了国际竞争力，产品出口受到严重影响。但从中国的例子来看，还是由于经济基本面的恶化，导致美国市场消费能力下降，投资能力下降，才是中日对美国出口的主要抑制因素。不管怎样，外生的汇率政策，影响最终价格的税收调节手段，数量限制等措施对贸易收支的不平衡调整作用是“顺周期”的，具有局限性，且不可持续。此外，美国进口市场基本面的恶化--储蓄资产严重贬值的金融系统"去杠杆化"，才是对美贸易收支“有效”调整的"结构性"内生动力。

此外，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富人阶层“特地”前往外国进行“奢侈”消费。其消费倾向是直奔“高附加价值、世界名品”而来，个人购货量大、价值大，让在危机中惶恐不安的奢侈品店，带来恢复的希望，还使许多外国人大饱眼福，甚至形成了今天“中国人很富”的错误判断。所以，这些人为何不能在中国市场消费，从而拉动中国的“国内需求”或“外部需求”？稍加研究，就会发现一些有钱人不愿在外消费的原因：一可能是国内市场提供的产品结构比较集中于低收入者；第二，它与我国企业生产能力与市场发育程度有很大的关系，第二，国际品牌进口代理商价格偏高，并未形成“规模经济”所带来的优势，第三，服务没有跟上。无论是在事先购买时，客观透明的产品性能介绍(而不是一味地推销产品)，或是事后“跟踪服务”，在产品维护和增值方面，都没有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第四，山寨机流通较广，在普通商店购买品牌或奢侈消费品时感到“不放心”。并且到了国外，就能充分比较和选择自己中意的消费品，而且不用顾及商店的声誉问题，能够享受到消费物有所值的商品所带来的“幸福”全过程。第五，怕在家里显露“富”。这些与中国产权制度尚不完善有很大关系。很显然，在所有这些“结构性”内生问题未得到解决的前提下，中国最具消费能力的群体也不一定能够在政府内需刺激计划的推动下，发挥其应有的健康消费力量。

的确，世界经济的发展存在着一种可持续、健康的“不平衡”状态，即一国处于健康经济发展(或投资和消费)的“内部结构”，按照国际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原则所确立的各自合理的贸易结构反映出来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破坏一国健康的经济结构，并人为地调整世界经济平衡状态所反映的扭曲现象。为了确保这种健康的“不平衡的经济结构”可以持续地维持下去，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全球统一的监管模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这样，在健康状态下出现了“贸易盈余”或“贸易赤字”，也就是从国际收支平衡(经常收支和资本收支)中得到反映，它是人类对自身投资与消费进行合理安排的最佳产物，也是世界各国“各尽其责”的必然结果——并无好有坏，说不出有什么好与坏的。反过来说，人为地调节这一健康的“不平衡状态”，其结果只会破坏世界经济共同发展的良好秩序，而有关国家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最多又短暂又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