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优化制度，发展经济，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要求。

目前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供求两个层面：从需求面来看，影响中国经济“内需”增长的障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在广大的农村，存在着消费欲望而无消费能力的问题，而农村城市化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是释放这种消费能力的关键，但是，在土地利用低效率的环境下，如何让农民按照市场的运作方式积极参与到这场前所未有的农村城市化进程中，这种情况是我们未来需要我们挖掘智慧，拿出勇气去解决的一大结构性问题，它是一种依靠人民币升值、贸易制裁等手段无法改变的状况；第二，甚至在城镇，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我国居民财富的大幅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然而，目前仍存在着有消费能力但又不愿意消费的问题，如何推进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的构建，就是解决中国居民对(金融)过度依赖以实现“自担保”效应这一“非理性”资产配置问题的关键环节。第三，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着很大的贫富悬殊，这是无法避免的。富裕阶层虽然属于少数，却控制着中国大量的财富资产。与上述两个阶层相比，他们财富增长的机会也更大。与此同时，他们有着强烈的消费欲望和投资能力，只是目前国内还不能完全实现他们向往的消费方式。这是我们厂商在产品定位上存在的问题，有我们自己的品牌不过关，也有我们产品的诚信问题和后续服务不到位的问题。自然富人们的一些消费意愿虽然可以实现，也可以产生可观的经济拉动作用，如高档住宅楼，但这类消费可能会导致八成中低收入人群生活成本上升。后者的解决不了问题，不仅是富人消费推动的内需不可持续，而且会破坏社会和谐的基础。

就供给方而言，制约中国产业结构顺利转型的因素还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产权不清、产权不清，特别是在物流、售后服务、消费者意识、诚信文化及公平竞争程度等方面所体现出的商业环境。与欧美成熟市场相比，即便在国内存在着潜在的消费市场，但消费者与厂商都会感到“不放心”，显性交易和隐形交易成本很高，扭转这种状况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加快体制改革、制度建设和体制优化的步伐。第二，专利环境与创新文化严重缺乏；当今优秀大学生主动到创新立业，会遭遇担心孩子生活稳定的“好心”父母和亲戚朋友的强烈阻挠。此外，由于我国专利保护制度尚未成熟，扶持创新的金融环境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我国既没有像美国这样的市场化创新活动，也没有象日韩那样的一次大规模的二次创新活动。反之，加工贸易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却能够体现我国目前所向披靡的人口红利优势。第三，人才流动(以及更广泛的劳动力流动)代价更高，不论是同等国民的待遇问题，还是工作机会问题，不管是教育质量(以及社会道德)问题，或者是居住环境成本问题，将影响企业自发融入产业结构调整活动。而且，过分依赖政府来推动的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执政党如果不重视方式，很有可能带来更多的消极外部性。例如，重复建设、形象工程、贪污贿赂、国家进民退、恶性竞争等问题层出不穷。尽管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已经引起了足够的重视，但要想出具体而有效的解决办法，还需要时间。

受自身发展阶段的制约，以及改革不力，由内生决定的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所承受的成本开始日益增大，如何维持发展以改变上述结构性问题，日益受到重视。但是，那些在周期不平衡的情况下似乎有效的调整方式，解决当今中国的结构性问题，不但用错药，而且副作用也会很大。

以我国自己的外汇占款这一结构性问题来看，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外汇储备的大幅增长表现出对人民币的需求空前旺盛，中央银行必须被动地释放本国货币，也就是增加货币供应；但是，为了防止随之而来的资产泡沫和通胀，又必须让中央银行收紧本国货币，这样，中国自身经济建设所需的正常资金将受到很大限制。而另一方面，伴随着全球经济复苏的美元疲弱，给实际盯住美元的人民币汇率体系带来了不可低估的升值压力，加之一些欧美企业利益集团通过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不断向中国施压，调整人民币汇率，一时间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增强，大批热钱还通过各种渠道持续流入中国，从而使外汇占款问题进一步恶化。由于经常账户赤字(增加消费信贷)，依靠外部货币增值而产生的“货币幻觉”和短期资本流入(增加消费信贷)的作法，目的是为了改善和维持国际收支平衡，而这一点对于内在经济结构缺陷较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不可持续的。更加应当清醒地看到，即便流动而来的优质资本也是看重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潜力，但它们也绝不会流入我们尚未改造过、充满泡沫的银行和企业。因此，关键问题还是在于我们自身的发展和改革，只有它们所带来的经济结构变化，才能自然地缓解“结构性”贸易失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