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个世纪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稳步推进。根据城市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统计口径，2014年，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迅速增长到54.77%，依据“诺瑟姆”S曲线对城市化发展规律的划分，我国城市化进程已进入“加速”阶段，当前，城市化发展已成为我国新时期促进经济增长和转型的重要动力来源。同时，我国在“三农”方面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经济增长较快，农业总产值由1978年的1117.5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51497.37亿元。但城市化不可避免地造成城镇非农产业的集聚和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集中。这样，随着城市化进程，导致土地、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大量从第一产业外流的过程，是否最终在促进我国整体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影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农业国的发展是否必然阻碍城市化的发展？我国城市化和农业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有无区域异质性？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由于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七亿多人口居住在农村，农业的发展和稳定对我国整个国家的发展和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城市化进程若给我国农业发展带来严重损害，将进一步威胁我国经济的整体安全。因此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推进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也就是说，新型城市化当然不是以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而是确保城乡统筹、农业安全，在粮食安全的前提下，高质量地推进新型城市化建设，从而促进我国整体经济的平衡增长。

国外对城市化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已有了较为成熟的研究。通过实证研究，吉尔伯特指出，尽管城市化水平与非农产业发展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但与农业发展呈负相关[1]。迈克尔认为，区域城市化水平取决于该地区农业的初始就业水平、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速度和质量[2]。通过研究发现，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农民的收入和消费能力也随之提高，这直接推动了对农产品的需求，并最终推动农业经济增长。

对于城市化与农业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国内也有不少学者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陈志峰认为，城市化进程导致城市对农产品的需求增加，进而带动农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5]。通过实证分析，谢杰认为，城市化将使先进技术向农村和农业扩散，促使农业采用更先进的技术，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6]。对杨志海、王雅鹏对县级区域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县域城市化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且城市化对农业经济的积极作用日益显现[7]。在对时序数据进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的基础上，苏发金认为，我国城市化与农业经济是长期动态的平衡关系，但这种平衡关系在短期和长期上存在显著差异[8]。尽管大部分文献都认为城市化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增长，但也有学者认为城市化将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以李魁、程名望为例，对城市化过程中将出现劳动力、耕地等生产要素向比较效益较高的非农领域转移；农户耕地积极性降低，耕地贫瘠严重，不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甚至影响我国粮食安全[9，10]。高彦彦则认为，城市政策的偏颇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拉大，造成农业生产要素流失，对农业发展不利。

梳理现有研究文献，发现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存在的问题。有些研究利用VAR模型对单纯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然而，由于时间序列固有的缺陷(如自相关、高波动性)，其结果极不可靠，可信度较低；其次，已有一些关于城市化和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但只对两者间关系进行了单向回归检验，但现有的研究表明，两者实际上是双向互动的，单纯的单向回归分析如果会导致严重的内生性问题，从而使结果更加扭曲；第三，本研究假定全国为同质整体，但我国各地区间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从整个国家的样本中得出的结论其可靠性受到质疑，并以此制定一刀切的政策，全国统一执行执行，更有可能导致水土不服、政策效果不好。针对上述不足，本文采用1997-2013年的面板数据，按我国区域异质性客观分为三类：在PVAR模型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城市化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动态相关性，力求获得更符合中国客观实际的研究结论，由此，对我国正在全面推进的新型城市化建设提供了经验支持和可信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