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农业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

(一)城市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1.资源重新分配的影响。

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小城镇的扩张，各类产业迅速做大做强，同时，也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且城市人口日益聚集，也为农村富余农副产品的销售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有效拉动了农业经济的增长。因此，这一城市化进程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富余农副产品等资源在城镇优化配置，极大地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效应。但如果城市化进程过快，城镇规模过度扩张，就会受到比较利益的驱动，从而导致农业劳动人口的出现，那么，资本、土地等资源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过度集中，农业经济发展面临着严重的“失血”困境。这种城市化过程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负效应。城市化通过资源再配置效应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净效应是不确定的。

2.规模经营效果。

在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下，相对于国外发达国家的农业经营规模而言，中国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农业经营的规模和效率低下。城市化进程加快，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由此，为我国农业进行现代农业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机遇，现已有许多省份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通过土地流转、转租、转包等形式，专业大户、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等规模经营，农业经营效率得到提高，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3.产业重组效应。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必然会引起产业结构深度调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调整：一是农业结构内部的调整，二是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一个方面是调整，因为城市化的规模扩大使得城镇人口越来越多，随着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能力的提高，农产品消费需求不断增加，农产品消费需求不断增加，同时，人们对农产品的质量要求也日益提高，推动农产品结构升级，以满足城镇居民对品质的要求，由此造成了以农产品市场为基础的农业结构最终需求为基础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其他作物生产之间的调整，该结构调整效应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以满足居民对粮食结构多样化的需求。第二，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将根据比较利益原则，对所投资产业进行理性选择；但由于农业属于弱势产业，其生产效率低于第二、第三产业，因而不受政府行政干预，生产性因素从农业向第二、第三产业的流动将导致三大产业的结构调整。在前面的分析基础上，如果农业生产中的过剩要素只是多余的，那么这种外流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正向的，而当生产要素外流过多时，就会导致农业经济增长负作用。

农业经济增长对城市化产生影响的机制。

1.城市化进程中，农业经济增长是一个基本决定因素。

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和效益水平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农业经济发展速度越快，农业技术水平越高，劳动生产率就越能稳步提高，这样，就可以生产足够的粮食和其它农副产品，并不断增加农业剩余劳动力，这类食物和其它农副产品，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正是城市化发展所必须具备的物质资源保障。假如城市化的进程和城市化的规模扩张是以牺牲农业经济发展为代价的，那么这种农业物质资源不能得到足够的支持，必然是不可持续的。

2.城市化质量对农业经济发展有影响。

过去，传统城市化模式着重通过强有力的行政干预，将各种资源集中到城市，这一“人为城市化”模式无疑使我国城市化发展速度较为理想，城市化空间迅速扩大，然而，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日益突出，制约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农业经济增长的停滞将导致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最终造成农业经济和城市化发展的不协调，这一“假城市化”无法统筹城乡发展，质量自然大大降低。但在当前所倡导的新城市化模式下，要求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工业化同步协调发展，农业现代化能有效地推动农业经济增长，使农民收入显著增加，同时，在国家积极推进城镇系统包容性发展的理念下，农民收入的增加，提高了其支付能力和消费能力，各级政府积极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农民享有的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迅速增长，由此，我国城乡差距逐步缩小，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在缓解，因此只有与农业经济增长相协调的城市化进程质量才有保证。

诚然，上述城市化与农业经济增长相互作用效应大小的大小将受所处区域具体的外部环境所限制，外部环境的差异将导致这种互动效应的实际效应表现出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