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为应对农业危机，中国进行了农地管理体制改革。人民公社时期，农地经营制度从国家对土地的全面干预转变为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元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承包制的普遍实行，使广大农民群众有较充分的经营自主权，有效地提高了生产主体的生产积极性，为以后中国农业实力的提高奠定了基础。由家庭承包制推行至今，其小规模、分散经营模式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已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1-2]。从1985年开始，这种小规模、分散式的农业经营模式，对我国农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此后，这一经营模式对我国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影响也逐渐显现出来。一是小规模、高分散的农业经营模式已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面积较小，会造成较多的边界，很难提高土地利用率[1][2]。二是细碎生产难以形成农业规模经济，不利于提高我国农业国际综合竞争力。已有研究表明：通过合并地块数达到弱化土地零碎度、增加耕地耕作面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积极作用，同时还可以提高相应的产量[3][4]。通过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可以提高农业的现代化水平，而分田单干只能解决温饱问题，难以致富[5]。

但是，数据表明，1986年农村户均拥有耕地9.2亩，户均拥有土地的面积为8.4亩，2007年共有耕地面积减少到7.4亩[6]。为推进农业规模经营，政府从各方面着手推动农地流转。一九九九年，家庭平均流转土地0.2亩，占总面积的2.53%，而2008年则只有8.6%。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鼓励和支持包租给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在此阶段，如何提高土地流转效率，已成为农业规模经营的首要问题。

土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可归纳为宏观因素与微观因素。宏观上，大多数经济学家主要从政策、市场、政府等角度进行分析。Kung、周其仁等人都认为制度因素、经济因素、制度环境对农地流转产生了显著影响[7][8]。包宗顺认为：土地市场发展不完善、政府职能定位不当、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滞后等问题，是影响农地流转效率的主要因素[9]。本文从一般意义上分析了我国农地流转的现状，认为我国的农地流转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权属不明、承包政策难以落实、流转期限过短、政府职能定位偏移[10]。从微观上看，主要研究的是农地流转主体；通过对10个省、30个行政村的1032户农户的调查研究，发现加快农地流转的核心是实现以农业规模生产为标志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11]。以交易成本为视角，罗必良运用威廉姆森分析范式研究农户土地流转问题，结论：实物资产专用性对农地流转和农业规模经营都有积极的影响；人本专用性与地理位置专用性将增加农地流转交易成本，对于农地流转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和政策不确定性对交易成本有显著影响[12]。

本文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但对具体作法却鲜有提及。笔者认为：土地流转市场规模和农地产权问题是限制土地有效流转的两个重要方面。为此，笔者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以拍卖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农地流转的理论模型。在归纳和筛选的基础上，提出了农地拍卖市场规模与农户拥有的农地产权完整程度这两个变量，进一步丰富了农地拍卖理论模型的内容。根据相关结论，提出构建农地拍卖市场与农地网上拍卖相结合的拍卖模式，以提高农地流转效率，促进交易公平，加快农业规模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