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味”与“情”

“味”它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广泛使用的一个范畴。这一范畴的文学理论意义存在于文学文本与读者的接受关系中，是读者在这种接受关系中对文本的阅读感受。出于类比思维，中国古人认为这就像闻到或尝到的美味佳肴。“味”便于读懂感觉联系起来，成为这种感觉的指代，“味”它也逐渐被用作文学和文论的接受范畴。

最早取譬于“味”大概是《左传》载晏子论“和与同异”（《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以“味”隐喻一种特殊的音乐接受效果，即“声乐如味”。这种接受效果来自于音调和节奏的组合，即和谐，直接接受效果是平静，进一步的效果是和谐，即协调人际关系的顺序。从这段最早的取比“味”至少可以找到文字“味”三点规定：“味”生于“声”与“听”相互作用；“声”被“听”而得“味”，而不是全部“声”都能有“味”，有“味”声音必须是音调节律的相成相济“声”，这是被接受艺术一方的规定；“味”接受的效果是接受主体的平心和德。进一步分析，根据这三点规定，形成“味”，就在于被“味”能唤起某种情感体验的人。为什么要在某种情感体验中确定接受的规定？你可以提出三个基础：首先，音乐作为一个特殊的艺术类别，是情感体验的艺术，它不能表达更多的认知内容，它通过声音变化唤起情感体验，所以，产生“味”的这种“声”与“听”相互关系是一定的情感体验关系；其次，“声”被“听”而得“味”，这能“听”出“味”的“声”事实上，它能唤起某种情感体验“声”，“声”不同的唤情作用“声”目前，心理学已经进行了非常详细的研究，发现了声音唤起情感的生理基础；第三，“味”接受效果，即平静和美德，也是情感体验的效果。根据情感心理学和对和谐音乐的接受，可以平静焦虑，放松紧张，主体可以进入一种舒适安静的心态，这就是情感效果。可见，“味”最初的提议是指情感体验的接受过程和接受效果。

此后“味”被引入文学和文论，其情感体验的性质也一起被引入。文论中的经典。“味”论者有三人，即刘协、钟荣、司空图。这三个人谈起了。“味”不要离开情感体验，也可以说，对他们来说，“味”论都应作“情”的理解。

如刘勰说：“它以四序纷回，而兴贵闲；虽然物色复杂，但分析词还是简单的。让味飘而轻举，爱叶叶而更新。”(文心雕龙·物色》）“入兴贵闲”，“析辞尚简”，说的是原因“文”而“味”唤情规定。钟嵘说：“故诗有三义：一是兴，二是比，三是赋。文章已经尽了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润之以丹彩，使味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兴”，“比”，“赋”它不仅被视为作诗的基本手法，也是相应内容的要求和规定。“兴”与“比”表现“意”与“志”，“意”与“志”都是一定的情感体验，是从一定的情感体验中诞生的。“物”，“物”又靠“赋”进入诗歌，所以诗歌“比”，“兴”离不开“赋”。写诗的关键是协调“兴”，“比”，“赋”三种手法，即所谓“宏斯三义，酌而用之”。这样，“味”即使可以接受效果，即使可以得到，“味之者无极”。可见，钟荣“味”也是情感体验的接受效果。

司空图谈“味”更恍惚:“文难，诗难。古今有很多隐喻，愚以为辨别味道，然后就可以说诗了。……《诗》贯六义，则讽刺、抑扬、Tíｎｇ＠④储蓄，温雅，都在其间。……如果以全美为工，那就知道味外之旨。”根据司空图，“味”是一种难以指陈的接受效果，“味”具有超象超知的接受性。超象超知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司空图拿走了“味”更充分地交付给情感体验，因为从心理接受的角度来看，只有情感体验才能超越内外的微妙信息。在这方面，国外格式塔学派、瓦尔堡学派和现象学心理学学派已多次被揭示。当然，司空图并没有达到这些当代心理学的特殊程度，但司空图凭借丰富的艺术经验对此有所了解。至于司空图文本中提出的单一之一，“味”与调和之“味”差异，对和谐“味”作的“醇美”及“味外之旨”赞美是对的“味”更细微地区分了情感接受关系和情感体验，提出了更高的情感体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