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分析

本案件的损失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由交易方式所造成的风险损失，二是由于后续业务处理不当而扩大损失。

一、寄售贸易方式存在风险，卖方应对不力。

在这种情况下，出口商在寄售方式下所面临的商业风险被充分显示出来，即按照寄售协定：在项目执行期间，出口商自行委托运输，将货物交寄售商，委托其办理进口手续，然后代为销售。由货品交运到办理进口手续，直到收货为止，寄售商不需支付任何费用，也不承担上述全部过程中的任何风险。

采用寄售方式，寄售商只是名义上的进口商，其所有行为都是由出口商代理办理事务，所有的税负都由寄售商先行垫付，再从货物销售收入中扣除。在货物出售前，合同货物的所有权属于出口商，同时，在寄售人将货物卖给实际购买人时，出口商必须为货物可能造成的经济法律后果负责，而在此之前，货物的一切费用和风险都由出口商承担。

寄售商能否按照约定将货款汇给出口商，即使货物已经卖完，也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商业信誉。

这种情况下，出现风险的时间很难避免。这批货十十日装运，日本东北11号货轮12日启航。那时，灾难的影响程度难以判断，如果不紧急卸货，继续装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选择(要求卸货时，即使船方操作条件允许，且同意处理，也必然产生相当的费用)。货物到达目的港后，地震影响开始显现，市场风险出现，寄售商有所觉察，及时向A公司提出处理意见。在风险面前，寄售商的代理地位决定了其不必承担更多的责任。比如清关提货，就会引起一系列的费用垫付。为了自己的利益，寄售商建议出口商把货物送回。而且，由于商品属性的特殊性，回运对出口商来说并不简单，特定品种、数量的花卉产品在国际上可能无法出售，如果把货物运回，不仅会产生运费及进境、报关手续费用，而且由于商品属性导致质量下降，国内降价销售的损失也是必然。由于没有其它海外销售渠道，于是出口商便选择等待市场好转，最终造成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这一案件的产生一方面是寄售方式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寄售商的经营能力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把商品卖给周边国家的其他顾客，但是A公司显然没有这方面的渠道。

由于地震带来的间接影响前景不明，出口商决定把货物存放在原地，预期市场会发生良好变化，这是基于货物特性和国内外运营能力的考虑，这种情况虽有风险，却是最后的结果，至于情况的发展与出口商的预期相冲突，最终导致货物全部损失，属于寄售贸易方式下的正常商业风险。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问题：

一是本出口项目选择寄售方式进行，要想开拓日本切花市场，则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将出口作为一种长期的贸易方式，那么，出口国面临的风险太大。这起案件在两三个月出口后，本来可以考虑改变交易方式，但寄售协议规定期限为六个月(销售季)，很明显，出口商对寄售风险认识不够，有意无意地将寄售出口作为一种长期的贸易方式，因而遭受风险损失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当自然灾害造成商业风险时，考虑到货物的特性和自身的能力，如果出口商能及时通知寄售商，采取大幅度减价、快速出货的处理方法，也可以减少损失。或者，如在大地震情况下，将这批货物用于抗灾慈善捐赠(委托船公司、寄售商代为联络办理应比较可能)，如果交易顺利进行，一定要把这批货物用于抗灾慈善捐赠。这表明出口商缺乏对风险后果的综合分析，出口市场和国际营销意识不强。

㈡逃避责任导致更大的损失。

当市场环境已明朗，货物已无价值时，出口商对因处置不当而产生的仓储、销毁费用扩大及失控等问题，更不应如此。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仓储费的发生，缘于我方储运货物观望市场，与承运人无关。出口要求B公司、承运人负担或分摊费用，可说是无理要求，结果双方扯皮，造成货物处理时间延误，导致仓储费用增加。其次，对于承运人的合理要求，对出口商的回避态度，拒付运费就是错误加错，不仅激化了与承运人的矛盾，而且由于时间的反复拖延，因此，不但增加了仓储等费用损失，面对强大的运输代理企业和船舶公司，诉讼终结后还会对出口商的信誉造成损害，它以后的运输业务也会受到影响。

在贸易方式和自然灾害所致货物损失风险中，出口商应清醒地认识并积极面对。此案中最适合于处理出口货物后继事务的代理，即寄售商(B公司)和承运人(阳明公司)。B公司在风险发生的一开始就表现出回避态度，想把问题解决掉。一个是利益问题，另一个是企业自身面临的经营压力，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阳明公司作为承运人，无论如何都要面对东京港的仓储、海关、检验检疫等部门，配合处理后续事务，既不逃避，也不能逃避。作为世界知名船舶公司，阳明公司在各大港口拥有较大的影响力，出口商如果能委托和帮助他们解决这件事，将会有很大的好处。但本案出口商却无视承托双方的基本责任，一味地要求承运人承担自己的损失，并自认可以拒付运费，表现出缺乏责任担当和短视商业观念。由此而产生的诉讼不仅会造成自身经济损失扩大，而且必然会对其商业信誉造成严重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