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帝国大学和中国公学之路——同一种体制的不同结局。

东京帝国大学是在国家转型时期，国家兴盛时期建立起来的，对近代日本乃至亚洲教育界都产生过深远影响。帝学一方面吸取了西方大学制度的精华，另一方面又继承了日本学术文化传统，如讲座制等。日本前文部部长永井道雄曾表示：「先模仿，后造的机会。…这就成了日本大学的政策，日本的教育政策。[16]东京帝国大学既有吸取异国文化的精华，又有坚持自身文化自主性的优势，可以说，这一特质是东京帝国大学能够迅速发展，成为日本近代教育“标杆”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种是中国公学创校于清王朝末期，在民国革命四起时发展，学校在抗日战争之前。自建校伊始，学校就面临着种种严峻的挑战，最终因民族矛盾而因抗日原因校舍被烧毁而停办。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公学从创建到学校的组织结构、自主性思想等，都与日本教育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为什么它未能像东京帝国大学那样成为中国教育界的“标杆”？主要原因可以概括如下：

首先，二者处于不同的历史背景中。明治维新后，1877年东京开设医学学校合并为东京大学，1886年随《帝国大学法令》的颁布而改名为东京帝国大学。皇家大学自创立至发展期间，日本正处在明治维新以来全国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而不受外界势力的干涉和阻挠。与此相反的是，中国的公学是在清朝末期建立的，国内具有强烈的革命色彩，加上留日学生中不乏一些革命性的人，使公学自创始以来就带有革命的气质。一九一二年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较为复杂的军阀混战时期，最后因抗战而被炸毁学校。所以，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对教育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其次，两者的创校基础有所不同。明治二年由旧幕府昌平坂学问所重组的东京帝国大学前身，以及在旧幕府时期设立的开成学校与医学校所改组的南校和东校。其后文部省又陆续颁布了《学制》、《教育令》、《兵校令》等制度改革，使东京帝国大学逐渐成为“日本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的成立可以说是计划上的改革，并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实践，逐步发展成为日本现代大学的代表。而且中国公学的创立更多地是一时兴起的民族热忱抒发的产物，留日学生集体抗议「禁法」，共同罢课回国，并誓言要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大学」，并成立「中国人自己」。但公学在此之前并没有什么基础，要在短期内迅速建立起一所学校，所作的准备必然是不够的。

其三，两者吸收先进经验的过程不同。在建立之初，东京帝国大学主要以德国大学为榜样，除派留学生和教师前来研读和介绍德籍教师外，德语或文学系学生必修的课程，但在学校走上正轨后，继续推行自主学术及学术独立，着重培养本国人才，德国教师所占比例开始下降，此后又遵照自己的传统和实际情况推行讲座制。在创立之初，东京帝国大学善于吸收异国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并与自己的文化相结合，这样就不会在发展中迷失。在中国公学成立之初，由于创办者和学生都是留学生，因此，日本以东京帝国大学为龙头，从机构设置、学科设置等方面，自然就以日本为中心，聘请日籍教师来授课。两人在吸收经验的初期阶段所走的道路大体一致，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公学也尽可能地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办学。努力建设“中国人的学校”，并在教学出现问题时积极引进西方制度进行改革，但问题是，异国文化“不适应”现象并未得到解决，让它在公学中不太好地吸收。

从历史上的中国公学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关系出发，分析日本近现代教育制度在中国的实践，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公学虽有短短三十年的历史，然而，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私立大学之一，它所进行的教育对以后的大学乃至近代中国教育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公学创始于国家激情的爆发、自立自强、闭校于对民族压迫的反抗等，在中国公学的发展轨迹中，的确可以称为“中国人的大学”。而中国公学又把强邻日本的优秀办学经验带回国内，使日本的现代教育制度得以在中国进行实践，避免了中国教育界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些弯路。尽管公学未能随时代的步伐走向现代化，但它为其他大学提供了优秀的办学经验，而且在创建和改革过程中，对他国理念和制度的研究和借鉴，值得后世教育家和研究者深入研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