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二五开始，我国把“健全国家金融体系，完善金融服务功能”作为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农村金融作为我国整个金融体制的薄弱环节，已成为金融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在实践中，作为现代农业经济资源配置的核心，农村金融在促进资金、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发展中国家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先决条件。但是，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往往有“门槛效应”[1]，在现阶段，尤其是中国，城市和农村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城乡二元金融结构问题突出，同时，国家计划性的财政体制安排和财政资金趋同，进一步加深了城乡金融割裂，另外，农村金融基础设施不足，金融服务产品单一，造成金融资源配置畸形、效率低，而农民金融服务意识的淡薄，决定了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建设还有待长期发展和完善。基于此，本文以农村金融发展为视角，探讨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并考察农村金融发展的“收入门槛效应”，既可帮助各级政府找出现阶段各地农村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依存关系，也可为政府决策部门对财政扶贫政策的选择提供相应的依据，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现状，完善农村金融生态，推动以大银行为核心的城市金融机构与以农村信用社和储蓄银行为核心的农村金融机构有机统一，要做到“农”与“农”的关系，切实抑制农村金融资源向城镇和非农领域等金融风险高的部门流入，要在最大程度上控制我国金融系统的整体风险，有效发挥金融扶贫政策的局部调节作用，在经济发展“新常态”时期，使我国的金融体系建设更加注重“可获得”金融服务的深化和推广，建立一个更加包容的金融体系，建立一个更加包容的增长引擎，以挖掘宏观经济新的增长点，同时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当前，关于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的研究在不断深入，其演变主要是农业信贷补贴理论、农村金融市场理论、农村金融市场不完全竞争理论。

早些时候，农业信贷补贴理论指出，由于农业具有收益不确定、投资周期长、收益低等结构性特点，因此它无法成为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银行的融资对象。为此，为了缩小农业与其他产业的结构性收入差距，政府、财政应该对农业融资利率进行必要的补贴，并采取“先有后有”的农村金融战略。King和Levine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信贷补贴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这表明了政府对农村金融的过度干预将产生显著的负外部性[2]。Besley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诸如缺乏农村金融机构、信贷体系不完善等限制，因此，农村信贷主要依赖于高利贷的非正规金融机构，因此，只有保证信贷供给政策先行，而采取适当的补贴，弥补农村金融机构的利润损失，才能促进农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3]。从1952~2003年，温涛等对我国数据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村金融大多是政府财政出身，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由于资金的利用率不高，财政资金所具有的趋利性特征再次加深了城乡间的金融分割[4]。另外，农村金融发展所伴随的一系列非金融服务项目也增加了金融服务的运营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收益水平[5]。

但是，农业信贷补贴理论认为农村贫困居民没有储蓄能力，并面临着长期资金短缺问题，但随着农村普惠金融的不断发展，这种假设与现实情况逐渐背离。于是，农村金融市场理论应运而生，Cetorelli和Gambera证明，非竞争性银行(例如农业政策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与它们在贷款脆弱群体中的主导地位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而，非利率市场化、高度依赖补贴成为农村金融的典型特征，从而削弱了其自身的盈利能力[6]。在徐忠的研究中，利率扭曲是导致农村信用缺失的主要原因，人为地压低存款利率，政府对农村金融风险的过度控制等行为，都会削弱农村储蓄者的储蓄意愿，进而影响农村金融发展[7]。另外，姚耀军也指出，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宏观表现与微观基础有很大差异，从宏观上看，乡村财务发展(主要为农业存贷款总额)在微观基础上，农村金融机构的总资产和网点数等与农业经济增长趋势高度一致；但农村信用社的独占地位日益突出，造成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的不充分，而且大大减少了农村居民实际贷款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