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审视西方音乐史时，我们通常以音乐创作史为基本视角，而往往忽略了音乐赞助商制度等与创作史同步的社会音乐文化环境。但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开始更加关注这个问题，比如美国音乐家帕里斯卡（ClaudeV.Palisca,1921-2001)在《美国音乐学跨学科倾向》一文中，强调了音乐赞助人制度的作用和研究意义:“音乐家有理由研究保护人制度……保护人的个人兴趣无疑促进了某些风格、手段和体裁的发展。关于赞助音乐家的数量和质量，可以得到的乐器，以及音乐的位置，我们可以告诉我们很多乐谱上无法揭示的东西。除了这些与音乐有关的东西外，对保护系统的研究还有助于提供当地生活和文化的生动画面，有时甚至激发历史学家对统治者的政治活动、教育、娱乐和旅行动机的理解。”①因此，本着这一思路，笔者将试图通过对古罗马至古典主义历史进程中音乐赞助商制度的概括描述，进一步确认其与音乐体裁、作曲家创作与写作技巧创新的内在联系。

音乐赞助人制度历史悠久。早在古罗马时期，当音乐作为王公贵族的娱乐品被艺奴表演时，赞助人制度就悄然而至。“兴起”了。第一位音乐赞助商可以被认为是尼禄，一位热爱声乐表演的古罗马皇帝。他尊重音乐，定期举办以音乐比赛为中心的音乐比赛“神圣节日”竞技会（如公元60年和公元86年分别在罗马和多米提安举办的音乐比赛）推动了古罗马音乐的发展。公元476年，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方世界进入中世纪。从这一时期开始，基督教已经成为深刻影响西方道德观念、行为体系和价值标准的文化中心，宗教礼拜仪式的基督教音乐几乎成为唯一的音乐艺术“主宰”。此时，教皇被视为音乐艺术的主要赞助商，音乐家在当地教堂工作，预约写各种宗教音乐、奥尔加农、第斯康特、文歌等复调音乐类型。中世纪，西方封建贵族，尤其是骑士阶级，孕育了世俗游吟诗人的音乐艺术。作为热爱游吟歌曲的赞助商，法国南部的阿奎丹公爵、威廉九世和英国理查支持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游吟诗人。在他们的保护下，世俗音乐在宗教音乐的夹缝中悄然生存。

文艺复兴时期，随着宫廷文化的兴起，王侯贵族成为西方音乐的另一位重要赞助商。音乐家要么服务宫廷，要么在教堂工作，按照赞助商的意愿创作和表演。在此期间，作曲家们写了大量的宗教音乐（如经文歌曲、弥撒曲）和世俗音乐作品（如牧歌、歌谣）。在西方国家的赞助商中，意大利的赞助商（包括佛罗伦萨的梅迪契家族、米兰的斯福尔扎家族、费拉拉的埃斯特家族、曼图亚的贡扎加家族等）可能是最慷慨的。他们毫不犹豫地从法国、荷兰等地邀请了有才华的音乐家在意大利城市工作。例如，斯福尔扎家族在1474年左右聘请了18名室内音乐家和22名诗歌唱家，若斯坎和其他作曲家曾在这里聘请过。“慷慨之举”换来的是它在音乐艺术中的繁荣和显著地位。

巴洛克时期，意大利成为西方音乐的中心。1600年，歌剧诞生于意大利。这一划时代的音乐事件是意大利有识之士为复兴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化艺术而推动的。出生于古银行家族的佛罗伦萨贵族乔瓦尼·巴尔弟是倡导文艺复兴新思想的赞助商之一。他放下所有的工作，致力于文艺复兴。“复兴”经常召集佛罗伦萨音乐家在家里讨论艺术理论和复兴改革的细节。最后，他们将讨论结果付诸实践——佩里作曲完成了西方音乐史上的第一部歌剧《达芙妮》。路易十四国王也是西方音乐史上的重要赞助商。他执政后，主要致力于促进艺术的可持续发展（1661年创办皇家舞蹈协会，1669年和1671年创办科研协会和音乐协会），并颁布法律，强调舞蹈艺术的完美②。在他的指导下，路易十四宫廷音乐家吕里开始尝试将豪华壮观的芭蕾舞场景与戏剧因素结合起来，创造了具有法国民族传统的歌剧形式——抒情悲剧。1741年巴洛克晚期，亨德尔开始创作清代歌剧《弥塞亚》，这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他的歌剧院再次破产，负债累累，亨德尔曾经中风和精神崩溃。就在他想离开英国回到家乡的时候，爱尔兰总督留住了他，并邀请亨德尔在他的赞助下去都柏林创作。在那里，亨德尔以巨大的创作热情在短短14天内完成了这部杰作。这部剧一上演，场面就爆满，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宏伟的音乐风格不仅深深地印在人们的心中，而且直接影响到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音乐创作。爱尔兰总督的聪明才智在清唱剧创作领域确立了亨德尔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