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下半叶，交响乐体裁开始成熟。这时，一位音乐赞助商卡尔出现了·泰奥多公爵。他在曼海姆建造了歌剧院、图书馆和其他公共设施，培养了德国最好的管弦乐队，被称为曼海姆音乐学校，音乐学校为交响乐体裁的成熟奠定了基础，然后为海顿最终建立了古典交响交响乐运动的典型结构做了实际准备。匈牙利赞助商埃思特哈齐家族热爱音乐赞助海顿，尼古拉斯斯家族赞助海顿·埃思特哈齐公爵热爱音乐。他经常举办各种音乐活动，严格要求不断创作新作品，改进演奏方式。海顿在他手下工作了30年，创作了108首交响曲，并尝试了各种改革，这促使他的作品从结构到配件越来越成熟，正如海顿所说：“亲王欣赏我的每一项工作，赞美我。作为一名乐队指挥官，我可以进行测试，观察是什么乐器加强或削弱了效果，从而改进、、省略或尝试新事物。我与世隔绝，周围没有人干扰我，把我引入歧途，于是，我走出了自己的路。”③最终，海顿以其对交响曲套曲结构和乐队编制的杰出贡献，被后人誉为“交响曲之父”。

西方古罗马音乐专业化的加强和音乐社会作用的转变，西方音乐赞助商制度的表现形式体现了赞助商与音乐家之间的不平等“主仆”这种关系在封建王权最强大的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更为鲜明。例如，巴赫一生都在宫廷和教堂工作。1708年，当他在魏玛宫廷担任风琴家时，由于卑微的音乐家无法见到高贵的赞助商，他只能在有活动开关的屋顶上为公爵的周仪式配乐。虽然海顿受到赞助商的赏识，但他一生都要穿仆人的号衣，并遵守许多关于他的衣着、行为和言语的严格规定。18世纪中叶，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强烈影响封建专制时，当自由、平等、博爱的声音响彻欧洲，深入人心时，“在过去的世纪里，那些一直在贵族和教奴隶的音乐家和钢琴家现在意识到他们应该为自己的才能和智慧感到骄傲，并有卢梭歌颂的平民的自信和自尊。从海顿、莫扎特到贝多芬，这种摆脱枷锁的意识觉醒，努力成为人，个性自由的思想和行动正在逐渐深化”。④因此，莫扎特愤怒地辞去了在萨尔斯堡的工作，决定成为一名自由音乐家，而贝多芬则成为第一个主要可靠的印刷银行“谋生”独立音乐家(需要注意的是，贝多芬虽然是自由音乐家，但他的创作仍然与他的赞助商密切相关，比如科隆的皇帝侯马克西米连·弗朗兹帮助他在维也纳脱颖而出；另一个例子是卡尔尔；·范·里奇诺夫斯基王子⑤资助他到布拉格举办音乐会；另一个例子是津斯基王子和鲁道夫大公为他设定了年金，以便他在维也纳居住。此后，西方音乐家逐渐走向自由之路。虽然音乐赞助人制度继续伴随着历史的进程，但它是以“隐性”它存在于西方音乐文化中。⑥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也许在某一层面或时期，西方的音乐赞助商制度限制了音乐家的个性意识，并成为他们内心深处的一种隐藏的痛苦。但就其积极意义而言，该系统始终伴随着音乐发展的各个方面，是音乐向前发展的外部动机，创造了西方诚实而深远的音乐历史。当我们审视西方音乐的历史时，如果我们能把它当作“参照系”在很大程度上，它将获得对西方音乐史的新诠释和新认识，这就是本文写作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