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投资对策

 

从国际投资规则演变的三个阶段来看，我国外商投资管理长期遵循以欧洲BIT为代表的国际投资规则，对外商投资实行正面清单和准入后国民待遇管理。目前，新的国际投资规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下一步，我国外商投资管理改革主要是推进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维护国家安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促进外商投资自由化。

 

1.逐步推进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由于国际压力，我国外商投资管理从准入后的国民待遇和正面清单模式向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转变。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无论是金融、电信等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还是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外伤投资管理的手段和方法，都不具备大规模开展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的条件。因此，我国应采取循序渐进的态度，从点到面逐步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2.提高国际投资保护待遇标准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正处于外商投资增长的高峰期。扩大投资将在增加我国能源和资源供应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新机遇。中东、非洲、拉丁美洲作为我国外商投资的重要领域，投资风险较大。因此，在通过海外投资保险避免和降低投资风险的基础上，我国应充分利用国际投资规则，保护外商投资的安全性和完整性。因此，提高国际投资保护待遇标准是我国参与国际投资规则实践的重要选择，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客观要求和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3.参加多边投资协议谈判

 

单纯由发达国家协商制定的多边投资协议不能更好地适应所有国家。事实上，他们强调的全面、根本性的投资自由化并没有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而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在投资和金融监管方面的落后，因此发展中国家由于短期资本的投机性，很可能不利于其国家的金融安全。随着时代的进步，由于我国经济政治实力的不断提高和国际投资地位的不断提高，我国应积极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积极参与多边投资协议的谈判，在制定多边投资规则中发挥自身作用。在参与谈判的过程中，不仅要注意国际投资规则的演变趋势分析，还要从根本上维护自身利益，严格制止投资者的不正当行为，制定典型的代表性权威投资协议，切实保护东道国利益。

 

4.完善条款，保障国家安全

 

外资自由化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不是表面上的开放。外资自由化的真正目的是有效保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因此，从国际层面来看，中国在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开放模式时，应在借鉴其他国家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各项条款，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具体来说，笔者总结为三点：一是全面引进国家重大安全利用条款，要求中国自行决定重大安全；二是进一步完善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保留国家对外资管理更加合理的权力；三是关于负面清单，条款和措施要宽泛灵活，通过第二类负面清单积极保护产业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