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术界对南京国民政府边境治理有许多研究成果[1]。本文旨在简要总结南京国民政府西南边境教学的积极一面。

 

1、边境教育提案

 

稳定政权后，南京国民党新建教育机关，培养边境人才，积极发展边境教育。这一时期的教育被称为“边境教育”。

 

当时指定的边境地区主要指西北边境和西南边境。1939年，国民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了推进边境教育计划的决议。提案：1。确定了促进边境教学的政策和建立各级教育中心的目标，认为“边境教育应该从整合大中华民族各部分文化，促进其发展到制定政策”；2.培养边境教育教师；3.编译边境教师书籍；4.促进边境学校教育；5.促进边境社会教育；6.建立边境劝导制度[2]。由此可见，南京国民党对边境教育有了全面的改进计划。

 

二、西南边境教育的发展

 

随后，南京国民党开始组织人力资源，调查分析西南边境地区教学的实际情况。1941年，教育部发布了西南边境教育代表团3关于改善西南边境教学的总体意见，认为“促进云南、贵州、贵州边境教育有许多改进”，共有28项建议，包括：在云南、贵州教育部设立边境教育委员会组织；增加云南、贵州、贵州的教育投资和教师；设立巡回教育团队和边境民族教育中心；边境学校实施生产劳动力自给自足；设立儿童保育学院分支机构；促进妇女教育等[4]。随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有效加强西南边境教育建设，从学校教育、公民教育等方面进行整改，加强生产教育，丰富其自给自足能力。三年后，教育部发布了《1943年边境教育工作报告》[5]，报告了西南边境教育近两年的发展情况。

 

首先是国民教育。1943年，贵州省十一所边民学校交给当地县政府接收，改为中央学校，规定各县边民人口占全县人口的25%至30%。专门为边民设立的中央学校和国民学校，边民学生人数应占全县学校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余按边民人口比例调整。因此，建设了一批汉人和边民一起学习的院校，包括寻甸苗民中学、四川省杂谷脑沙坝小学和苗民学校。当时广西边境国民教育已经普及，有42所边境学校。这有利于边境人民和内地居民更快地熟悉对方，减少民族差距。

 

第二个方面是教师的培训。当时，榕江、大理、腾龙等地区在西南边境建立了几所新的师范学院，包括国立贵州师范学院、国立西南师范学院、国立大理师范学院和台江教师培训学院。这些学校的建设培养了大量优秀的教师，为西南边境教育提供了“硬件设备”。

 

三是职业培训。原来西南边疆有西康、金江两所职业学校，后来又增设了国立青溪职业学校，更加重视学生农业的发展，教授农业知识和相关技能。此外，西南师范学院还拥有工厂和农场所需的设备，课后教学生工作和生产技能，提高学生动手和自给自足的能力。

 

第四是中学教育。当时西南地区的青年不仅可以进入当地的普通中学，还可以进入边境师范学院的中学班进行学习。比如当时西南师范学校有三个初中班，贵州师范学校总部和黎平分校有三个初中班，共六个班，大理师范学院有三个高中班，一个初中班。中等教育班允许西南边疆青年接受中学教育，为他们未来的生活和工作打下知识基础。

 

最后一个方面是对西南边境地区人民的社会教育。主要表现在四川省马边、茂县设立生活指导所，指导边境人民日常生活；增加巡回教育队伍和边境接待组；增加边境社会教育、卫生教育等机构，努力改善边境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南京国民党为促进和发展西南边境地区的教学做出了巨大贡献，提高了边境人民的认知水平，提高了自力更生的能力。可以说，西南边境地区的人民接受了“双重手脑教育”。

 

三、总结

 

1927年至1949年，南京国民党高度重视对西南边境教学的调查分析，了解当地情况，制定相应的对策，具有长期的战略意义，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