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对外语教育的影响

 

随着科学技术和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趋于频繁，其规模、速度和影响力是前所未有的。与此相关，我国外语教育中的文化因素越来越受到重视，外语教育更注重学生的国际意识，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外语文化教学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许多学者就文化因素作为外语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达成共识，认为在外语教学中进行文化教学――有必要在外语教学实践中植入目的语文化，探讨文化导入的内容、原则和方法。例如，王海英在《英语教学文化介绍》[1]一文中指出，如果不帮助学生了解西方国家的习俗，就会影响沟通目标的实现。事实上，除了目的语文化外，母语文化在外语教育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母语文化，尤其是学习者的中国文化素养，将直接影响他们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外语教育中的“中国文化失语”现象[2]是中国文化严重缺失的具体体现：首先，它表现为对中国文化的无知。例如，许多学生谈论外国的“圣诞节”、“愚人节”、“情人节”、希腊神话、圣经故事滔滔不绝，很少有学生熟悉中国京剧、太极、八卦、文房四宝和《论语》、《庄子》、《道德经》、《孙子兵法》等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事实上，许多外国朋友非常喜欢中国传统文化。如果中国外语学习者能够利用外语优势，表现出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他们就能更好地完成中外交流的任务。更严重的是，中国文化不能用外语表达。比如孔孟之乡的一些外语学习者根本不知道孔子的英文译名是Confucious，孟子的英文译名是Mencious，甚至一些文化学者也会犯错。1998年，安东尼吉登斯出版的《民族、国家和暴力》翻译中有许多非常不规范的翻译。最著名的是孟子（Mencius）翻译成“门修斯”。此后，“门修斯”成为指代错误译名的典故。2008年，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中俄边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俄边界东段问题》中，译者用英语写道：Chiang Kai-shek“(蒋介石)翻译成汉语“常凯申”，笑容大方。为此，许多学者对中国文化对外语教育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中国文化失语症：中国英语教学缺陷》[3]，首次提出了中国英语教育中的中国文化失语症现象；张伟民、朱红梅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4]、刘世文在《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调查及其启示》中[5]、肖龙福在《中国大学英语教育中“中国文化失语症”现状研究》[6]等论文中，从实证角度论证了中国学生缺乏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马百亮在《英语教育与中国文化意识》[7]一文中借用美国朋友的反问：“你认为他们能用中文表达多少（中国文化）？“说明中国学生文化缺失的悲哀性，得出“提高学生自身的文化素养，用英语表达自己的能力，不是一蹴而就的”的结论。严明编辑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8]是对近一个世纪国内外外语文化教育研究的总结。从理论层面探讨了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内容、目的和教学策略，努力为我国英语教育改革提供思路。因此，有效提高中国大学生的中国文化素养，不仅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传播，而且有效改变外语教育中的“中国文化失语症”现象，大大提高外语交际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