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财政保障机制面临的主要困境

 

（1）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文化财政保障总投资规模仍明显不足

 

2012年，北京等东部地区的总预算收入为3314.93亿元，上海为3743.71亿元；河南等中部地区的总预算收入为2040.33亿元，湖北为1823.05亿元；西部地区的总预算收入仅为86.58亿元，宁夏为263.96亿元，新疆为908.97亿元，均明显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如表1)[3]

 

2012年，北京等东部地区的预算支出为3685.31亿元，上海为4184.02亿元；河南等中部地区的预算支出为5006.40亿元，湖北为3759.79亿元；西藏等西部地区的预算支出为905.34亿元，宁夏为864.36亿元，新疆为2720.07亿元，明显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2012年，北京等东部地区的文化媒体支出为141.37亿元，上海的文化媒体支出为72.51亿元；河南等中部地区的文化媒体支出为69.63亿元，湖北的文化媒体支出为62.47亿元；西藏等西部地区的文化媒体支出仅为24.18亿元，宁夏的文化媒体支出为14.44亿元，新疆的文化媒体支出为68.23亿元。（如表2所示）[3]

 

(二)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经费政府主导的筹集模式过于单一

 

目前，公益文化服务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投资，各文化单位自身收入能力很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财政保障机制主要以政府直接补贴和直接购买为主，激励约束机制和金融资金的驱动作用不明显。[4]如何采取措施吸引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进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投资体系的进一步多元化，仍是需要大力解决的问题之一。

 

（3）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文化经费缺乏动态绩效管理制度，严重缺乏制度监督约束机制

 

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评价机制方面，文化建设绩效评价作为软指标，与经济发展相比所占比例明显较低。在一些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保障资金不足，公共文化活动资金长期挪用，公共文化设施落后，公共文化活动缺乏相关运营资金。在文化设施建设资金使用过程中，部分文化产品和服务需求与供给严重脱节，最终导致公共文化设施设备利用率低，公共财政支持公共文化活动参与差，缺乏需求导向性绩效评价机制，公众舆论和新闻媒体监督明显不足，最大限度地限制了金融投资资金的最大效益，导致公共文化服务金融资金投资效果不理想。